钩沉丨四川文革"风云人物"而今安在？

原题

四川文革

"风云人物"今安在？

邓兴国

(1934-1987)

1966-1967年的“文革”十年中，成都市公交公司出了一个在全川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邓兴国。

邓兴国，四川省绵竹县人，1934年生，高小文化程度，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在成都公共汽车公司参加工作后，任驾驶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他的辉煌。他狂热地投入了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组织参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拉起一支庞大的造反队伍，成为当时的“造反领袖”之一，从而青云直上，曾官至“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成都市人民汽车公司党委书记。

“文革”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名震全川的造反派，与四川大学红卫兵826 战斗团一道成为“左”字号造反派的领头羊。1967、1968年，组织、参与攻打成都10中，一、二号桥和成都大学的武斗，造成数十人伤亡。并在省革委刘结廷、张西廷的授意下，组织武斗队参加支援中江的武斗，造成数千人的伤亡。

“文革”结束后，邓兴国因继续参与、组织帮派活动，1977年1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公安厅以反革命罪逮捕，经成都市公安局预审终结，1981年12月1日移送成都市检察院检察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7年10月，邓兴国在狱中因病去世。

曾记否，当年的邓兴国还是很有地位的。1969年7月，他随张国华政委赴西昌解决两大派武斗问题，被西昌造反派奉为钦差大臣。曾经的叱咤风云已是过眼烟云，不堪回首。

江海云

（1946-2006）

江海云，四川省著名的红卫兵风云人物之一，被誉为“四川省互联网之母”。江苏省无锡市，出生在工人家庭。“文革”前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中共党员。

“文革”爆发后，积极投身到“文革”造反运动中。1966年7月的一天，她在四川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公然反对四川省委所派工作组，川大为之轰动。1966年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锦江大礼堂召开四川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江海云率学生冲上主席团，造了大会的反，从而成为著名的四川大学826战斗团政委，在四川“文革”舞台上曾是名震全川的风云人物。因其个子矮小，身高仅1.43米，被对立派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2”。

在四川“二月镇反”中，因其领导的川大826战斗团曾到解放军成都军区静坐示威，1967年2月23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入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后，得到平反释放。当年江海云从北京回来后，带回一张与“旗手”江青合影的照片，江海云站在江青身旁。对立派大为不满，说合影时江海云被人拉在了后面，因为个子太矮了急的大哭，江青听见了，说这位小同志是那里的，在我身边来。

1967年，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主任。1968年5月7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69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73年7月17日，任重建的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74年10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革”结束后受到清查，被撤职、开除中共党籍。后在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从事技术工作。

改革开放后，她转向科技领域，创办了四川省第一个互联网站，其工作成就得到各方好评，主研完成的《国外期刊收藏结构和合理布局研究》《电子信息系统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工作模式研究》等四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10月被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为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

历任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成员、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科技信息研究所数据中心主任，四川英特耐特信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省中药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与市场》杂志总编。

2006年1月16日，江海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0岁。

彭家治

彭家治，四川成都人，1933年生，中共党员，四川石油局32111钻井队副队长。

“文革”全面爆发后不久， 1966年6月22日凌晨1时，四川南部合江县天然气井塘河1井，在进行投产前的关井测压时，突然发生井喷事故，井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这里钻井的32111钻井队职工迅速投入了制服井喷、扑灭火海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这口大气井。全队6人牺牲，21人负伤。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2111钻井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追授该队已牺牲的张永庆等六人及授予在“血战火海”中表现突出的张仲珉、雷洪炳、王存友、王有发、胡德炳、冉树荣、彭家治等七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几个月之后，32111钻井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集体，就分裂成以彭家治为首的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以王存友为首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势不两立的两派，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二月镇反”中，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一些成员遭到逮捕。1967年4月初，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京告状的彭家治获准参加了会议。此后彭家治青云直上, 1968年5月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0月，担任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打到“四人帮”后，因“文革”中，参与指挥“武装支泸”等大规模武斗,大搞帮派活动受到清查。1979年12月，彭家治被撤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被判有期徒刑10年。

蔡文彬

蔡文彬，1942年生，河南许昌人。1963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通讯专业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成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负责人，后成电“东方红”兵团与成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组成庞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担任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后，任负责人之一。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后毕业分配到成都锦江电机厂当工人。1973年6月，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下派邛崃，任县委副书记，并兼任邛崃农工商常务副总经理，负责桑园乡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办工作。后任四川省体改委研究员、国家体改委研究员。

1991年，蔡文彬辞职，创办天一学院。1992年，成立成都天一道盛投资有限公司。1994年，天一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所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校。后公司更名成都天一集团，任董事长。1993年12月，天一集团为解决其属下天一学院教育用房，与工商银行广场支行商定在人民南路修建“天一大厦”。1994年7月开工，开工不久，由于工行广场支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没有得到总行批准后续资金无法到位，影响“天一大厦”的建设工期。

2001年4月，华融成都办老总张桂林以成都天一集团无法履行《财产抵偿协议书》，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四川省高院提起借款纠纷诉讼，“天一大厦”被查封。从而使天一集团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诉讼之中。此案历经波折，引起各方强烈反响。省人大、省政协均出面协调，省人大为此专门进行了个案监督。

2005年3月，华融成办败诉，张氏因非法处置巨额国有资产被四川省公安厅专案组逮捕。2005年8月18日，在成都沉睡八年的烂尾楼天一大厦正式复工。

张泗洲

（1920－1980) 

张泗洲，曾用名张跃洲，四川省简阳县人。小学文化。家境贫寒，当过雇工、长工。解放后，积极参加农村工作，1951年1月任简阳县瓦子乡农协会部长。1952年9月入党。1953年3月任“张泗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1958年10月任简阳县棉丰公社社委会主任。1959年9月任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委会主任。

他喜欢钻研，凡事动脑筋，在棉花种植、培育棉粮优良品种和耕作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一定贡献，从而成为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被评为县劳模、内江专区劳模、四川省劳模。1954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被连续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简阳县棉丰公社农科所成立，在张泗洲领导下，进行棉花远缘杂交研究，培育出棉丰14号新品种（又名棉农14号）。1959年，试验成功棉花“地下火垅”温床育苗法。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人都有昏头的时候。1959年开春，四川农村缺粮，水肿病像瘟疫一样在全省蔓延。荒唐的是，张泗洲放言，他发明的“蒸汽疗法”可治水肿病，已治愈了四周不少病人。他认为水肿病人“寒湿”重，把他放到蒸笼里去蒸，以去寒去湿，方法是做一个密封的木箱，下面熬一大锅中草药，把病人关进去蒸，声称疗效神奇。一时仿佛华陀再世，有关领导如获至宝，大肆宣传。省委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组织棉丰公社作现场示范，要求在全省推广，各地肿病医院、正规医院竞相效仿，纷纷设置蒸疗室。又有专家学者奉命考察总结，定名为“物理保温室气疗法”。

四川医学院党委组织五十多名师生，住在棉丰公社学习蒸气疗法，帮助总结经验。学院建起蒸疗室，进行临床治疗研究。《四川日报》说“医学院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与科学资料，认为蒸气疗法不仅是一项有广泛治疗价值的方法，同时是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科学。” 但是几个月来病人愈治愈多，病人熏蒸后排汗出水虽虚肿有减，但辘辘饥肠缺乏食物补充，不久浮肿依旧，“蒸汽疗法”也失灵了。大邑县安仁公社搞了八个蒸疗室，蒸死几个人后，再没有人敢进去。但省里领导依然强调，水肿病原因不是缺粮，是农民不讲卫生。

就这样，1969年，简阳县棉丰公社卫生所还专门油印一本《药物蒸汽疗法简介》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文革”中，他倒向“八二六”派，大搞帮派活动。“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4月后，释放出狱，并平反。1967年6月23日，他发出《给全省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坚决拥护以张、梁、刘、张为首的省革筹的领导，坚决支持川大826和工人造反兵团。1968年1月任棉丰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荣任四川省内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简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简阳县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1968年5月青云直上，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九、十届候补委员。

他还突发奇想，用蓖麻和棉花杂交培育“蓖麻棉”，被誉为“农民科学家”。1972年，在海南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遗传学讨论会还作为经验要广泛推广，发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搞远缘杂交》的论文。当然，任何违反科学的做法，终将徒劳无益。

1977年8月，中共简阳县委同意石板区委意见：张泗州不宜再担任棉丰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职务。9月，经省革委批准，张泗州在简阳县一定范围内讲清问题，接受批评帮助。中共简阳县委并对张泗州进行专案审查。年底免职为棉丰公社一般干部。1980年1月，结论为“属于说错话，办错事问题，本人应认真吸取教训”。

1980年8月7日，张泗州在简阳逝世，终年60岁。

宋立本

“武斗之花”的凋落

1968年3月，“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团长，号称“武斗之花”的宋立本被对立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在酷刑之下被折磨致死。画家苟乐加曾亲眼见过宋立本的尸体，为此创作了油画《宋立本》，再现了“文革武斗”中的恐怖和暴力。

宋立本是成都市一个街道企业的职工，据说他曾经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抓去劳教过。“文革”中，他狂热地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参加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并成为号称有数万人的街道工业分团的团长。相传，对于劳教，他一直对公安局怀着不满，以至于“文革”中大打出手，要“砸烂公安局、抓出‘黑公安’”。1967年1月29日，他率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数千余人，冲进成都市公安局，砸抄办公室和保管室，抢走文件、档案材料以及手铐、枪支子弹等，并绑架走干警21人。1月30日凌晨，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公安干警的配合下，对设在古中市街“少年之家”内的“街道工业分团”团部住地实施戒严，逮捕了“1.29”事件为首抢劫公安局的宋立本、黄全章等7人，查获被抢走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和各种物资，救出被劫持的干警。4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向革命造反派公开道歉，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才得以被释放出狱。

1968年初，成都武斗升级，为了抢占有利地位，两大派群众组织“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各自抢占楼房作为据点，调集武斗人员开展大规模武斗，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宋立本在武斗中，更是一个狠角色，敢打敢拼，以亡命著称。成都10中，位于陕西街与人民南路交界，面对四川省高教局，右侧为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它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市中心唯一的据点，四周孤立无援，就像插在“兵团”、“八二六”派心脏的一个钉子，从而成为“兵团”、“八二六”派首要的攻击目标。为了尽快攻下成都10中，从2月17日开始，“兵团”委派宋立本亲自指挥率领人马，向成都10中“红成”发起攻击。

在攻击10中的战斗中，宋立本亲自抱着炸药包不要命地往前冲，一声惊天动地爆炸声！把高教局的大楼炸开一个大洞，从而占据了高教局大楼，让“10中红成”完全暴露在“兵团”的火力面前。在孤立无援中，为避免腹背受敌，“红成”撤离了10中。此次武斗历时近一月，共打死40人，伤102人，并放火烧毁了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

此次战斗宋立本的英勇壮举令人们刮目相看，从而名声大振，却令“红成”派十分沮丧，发誓要诛杀宋立本，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其后据说，宋立本被隶属于“红成”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俗称“野鸭子”）绑架，被折磨致死。

宋立本之死还有多种传说：一说“10中”事件后不久，宋立本有一次带几个随从保镖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看病，被埋伏在大门外两端的武装学生挟持上北京吉普。上车后，一直开到地质学院红成分部，当晚即轮番审讯拷打，被仇恨染红了双眼的红成学生，用尽各种令人发指的方法逼供，用刺刀挑断其脚跟脚筋，宋昏死过去之后，又刮其肚腹，挖去双眼珠，最后，在头颅顶上穿一个窟窿，用竹筒插入，用棉花搓成芯“点了天灯”。

一说：在螺马市街上，宋立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上西门办事，此时迎面开来一辆小车挡住去路，对方车上下来一位身着军服的红卫兵小将，对着宋立本敬了个军礼！说：“宋司令，二号桥战事吃紧，第三分团请你过去指挥作战！请司令上车，我们送你过去。”宋立本没有防备之心，下车坐到对方车上。这一去宋立本走上了无归路，据说叫他上车的是假装三兵团的红成战士，汽车直奔南门四川医学院而去。在川医，宋立本受到残酷的折磨。死后被丢在了福尔马林药水里。

有的说，宋立本是被成都1中红成“一月风暴”抓住的，有的说是在无线电机械学校被折磨死的。有的说，被“红成”抓住后，是中学女红卫兵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致死的。

不管怎样宋立本的死是残酷的，也让同派之人着实伤心，据说兵团总头目邓兴国也暗自伤感落泪，并在民革四川省委为宋立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

王存友

王存友，陕西省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转业到玉门油矿当钻工，1958年调四川泸州气矿当钻工。1966年任32122钻井队队长。上任不久，兄弟队32111钻井队打出高产气井，急需有经验的人员帮忙，他被派到32111队协助工作。

6月22日，他刚交完班准备回去休息，管线突然发生爆炸，天然气着火，顿时，整个井场变成火海。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重返井场，投入到救火中去。其他工人闻讯也纷纷赶来救火，他们抢着冲入火海，拼命将封井器关闭，将大火扑灭。在抢险中，有6人牺牲，21人被烧伤，他也被烧成重伤，全身烧伤面积达31%。

其后，32111队被石油部授以“英雄钻井队”称号，他被评为石油工业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标兵、劳动模范，国庆节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又邀请他与王有发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报告会，为驻京部队指战员一万三千多人介绍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英雄事迹，受到全场指战员热烈欢迎。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

“文革”造反运动中，他拉起大旗，成立“六•二二”革命造反队, 担任负责人，率队抄砸以胡德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赤卫队。后退出“六•二二”，任32111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1967年“二月镇反”中，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受到镇压。4月，王存友任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5月7日，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后，川油筹委会与彭家治为首的川油司冲突日益扩大，围绕着反刘、张和保刘、张，两派连续发生了武斗事件。

其后，双方都投入到围绕“武装支泸”展开的“红旗”与“红联站”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和人员伤亡。1968年10月，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受到排挤。

1969年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等在接见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中，亲自点了王存友的名，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和彭家治被称为“败家子”，并要求他们不准再搞武斗，把派性消灭干净。1970年11月，王存友担任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6年9月，调任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副指挥。退休后定居湛江。

冷月英

（1911-1984年）

冷月英，“文革”时期名震全国的风云人物。1971年2月，任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3月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1975年7月，任四川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1980年10月，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曾任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

冷月英，本名吴冬冬，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13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1952年2月，她与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

随着阶级斗争升温，1958年建立地主庄园陈列馆，冷月英从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她以控诉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及自身受到的残酷迫害，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被誉为“冷妈妈”。从此，她到处作报告，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引起举国震惊，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行销全国，并写进中小学课本。

“文革”中，各地红卫兵向朝圣一样先后来到这里，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大邑有关方面组织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四周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着她。她在台上边讲边哭，泪水盈盈地讲述着水牢的故事，听众们都忘情地大哭起来。

在1966年12月，在庄园陈列馆安营扎寨的全国各地红卫兵队伍仅达数十支之多。文革10年，是“冷妈妈”一生最忙碌的10年。她常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

“文革”中，“冷妈妈”也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参加另一派的一位阶级斗争的活教材万红云写出大字报，揭露“冷妈妈”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而冷月英也请人写出大字报揭露万洪云手上的疤痕不是刘文彩打的，是解放后打针打漏留下的等等。此事让主管部门非常尴尬，后考虑到“冷妈妈”的影响更大更重要，决定继续挺她。1973年2月，四川大学中文系组织全体工农兵学员到大邑县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进行社会调查。工人女学员黄素珍为了采写冷月英的家史，并亲身去体验关水牢的滋味。于是众多的学员都随她下到水牢里站了几分钟，在初春的季节，脚冻得像针刺一样痛，然后很快就麻木过去。走上来时，脚腿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验阶级的罪恶。

“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作报告的单位太多，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已进花甲之年，又身患疾病，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状态。以致于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做出规定：请“冷妈妈”作报告，必须提前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请“冷妈妈”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至此“冷妈妈”作报告达1000余场，听众达到1百万人次以上。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风光不再。后又有人质疑其坐水牢之事，才知其受有关部门指使，为阶级斗争需要编造谎言。1982年3月“冷妈妈”退休。

1984年1月20日，冷月英逝世，终年73岁。

蔡协斌

（1928年-1993年）

蔡协斌，1928年1月生，江苏省海门市人，小学文化程度。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

原在原籍务农。1944年到上海，先后在云记营造厂、吴根记当工人。1953年4月进入华东建筑局。1954年4月调哈尔滨有色局一公司。1956年在湖北武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三线建设”，在四川省西昌工作。1966年调四川渡口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五公司工作，工人。

“文革”中，狂热地投入到造反运动，拉起造反大旗，成为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负责人。1968年2月，担任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5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工会主任。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1973年7月，任渡口市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8月，当选四川省总工会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工会筹备组组长。1976年10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党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罪行中，受到审查。1978年5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到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任一般干部。

1993年2月11日，蔡协斌在武汉逝世，终年65岁。

陈万明

陈万明，重庆长寿人，1941年生，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共青团员，车间工会小组负责人。

“文革”运动开始后，他投入到造反运动中。1966年9月8日，重庆钢铁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众集中到公司办公楼外抗议保守派宣传“828惨案”，诬蔑重大815，两派发生冲突。事后不久，他发起组织重庆钢铁公司九八战斗团，任主要负责人。1966年12月４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率队与重大815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到会造反，致使两派发生大规模冲突。重庆815派掌权后，进入革联会任勤务组组长，成为815派著名领导人之一。1967年重庆两派武斗升级，他参与指挥815派卷入血腥惨烈的武斗之中。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担任革委会常委。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罪行中受到清查，撤销其担任的一切职务，被判刑入狱。

熊道生

熊道生，1943年出生，四川万县人，贫农出身。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安排在万县市东方红旅社当服务员，中共党员。曾评选为万县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曾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运动开始后，熊道生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担任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1967年一月风暴中，参与夺权。“二月镇反”中被捕入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下达后释放出狱。

1968年1月，省革筹刘结挺、张西挺下文任命熊道生为“三区军民联防办公室”主任，直接指挥涪陵、达县、万县三个军分区的军队及民兵。刘、张并在成都接见熊道生，面授机宜，让他吸取打泸州的经验，打涪陵的教训，尽快组织解决云阳的问题。

1968年7月，万县军分区和熊道生按照刘、张的指示，组织万县地区九县一市的军人（武装部）和群众组织的武斗队，对万县市的东方红战斗团进行围剿。熊道生以“三区军民联防指挥部”的名义下文，说“云阳县发生反革命暴动，为配合成都军区的围剿，三地各军分区、武装部要迅速组织武装民兵守住要害岗位，对可疑人员加强盘查”。同时制定精密的作战计划，即“四路进攻、铁壁合围”，由云阳秋派组成的三支武斗队分头带路，配合二十三个县、市的大队伍对云阳红卫兵1127部队进行合围。

1968年8月6日，万县地区“主力军”派九县一市武斗队攻克云阳县城，抓捕“俘虏”341人（其中县委正、副书记3人，副县长1人，部、局长7人），枪杀“俘虏”32人。云阳县“11•27”派撤离前于7月15日夜锯开县人民银行国库门锁，强行提取现金72.5万元，随后经巫溪、城口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平利县。

在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武斗中，发生了江南“穿心战”集体枪杀38人，祖师观武斗打死156人，江口大会堂棍棒打死18人，巫溪朝阳追歼杀害和冻死67人等罕见惨案。自1967年8月开始武斗至此次武斗结束，云阳全县共被打死1021人，其中抓捕后杀害的622人。云阳成为“文革”武斗重灾县。

1968年8月8日，一艘运送大三线设备的货轮——“人民32号”，从上海送设备到重庆卸货以后回上海，刚好在云阳“解放”的第三天路过万县市的江面。主力军一派认为是重庆815一派的来给云阳东方红送武器的。熊道生命令汽车拉着重机枪，沿着万县马路和轮船相向而行，用机枪火力对货轮不停地扫射，船上被打死5人，多人受重伤。

消息传到上海、北京，引起中央震惊，下令四川省革委追查破坏三线建设的反革命！熊道生被审查。1971年撤销党内外职务，判刑入狱。

熊代富

熊代富，重庆人，1945年出生，家庭成分工人。重庆大学冶金系炼钢专业69级学生，共青团员，曾担任班团支部委员。

“文革”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成立“铁扫把”战斗小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工作组，而受到人们的注目。重大815战斗团成立后，任政委。在“文革”初期，是重庆造反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任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

1967年6月5日，他率815战斗团到北碚支援西南师范学院“春雷”战斗团，与西师反倒底派“831”战斗团发生武斗，将“831”驱赶出学校。他率人返回途中，在北碚施家梁一带被反倒底派围攻，被俘至残。从此淡出派性斗争和武斗。

1967年12月，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73年6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并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1973年7月，当选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罪行中，1979年3月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分配到重庆微电机厂工作。1989年后，先后到深圳、珠海，历任艾德维（香港）合资公司、美国协和集团总经理。1994年辞职回到重庆，利用在协和集团任总经理时建立起的关系，打通销售渠道，开始经销数字寻呼机。1996年，他开始向饮用水行业转型，作为深圳安吉尔公司的代理，成立重庆安吉尔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到1997年，他把持了重庆的饮水机市场大半江山。每年销售的桶装水上百万桶，年销售额数千万元，成为行业内三大巨头之一，历任重庆市饮用水协会副会长。

杨志诚

杨志诚，1939年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中专文化程度。1955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62年1月参加工作，在成都970厂（亚光电厂）当工人。

“文革”运动开始后，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参与组织成立造反组织，成为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属于反刘、张的“红成”派。1968年5月，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常委。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7月，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任；1975年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参与武斗和帮派活动，犯有严重错误，1977年5月受到点名批判。后开除厂籍，留厂查看一年处分，在车间监督劳动。

汪友根

汪友根，浙江省镇海人，1937年1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1954年2月参加工作。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参与组织成立造反组织，成为重庆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常委。1973年6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7月，担任重庆市总工会主任、党组书记，四川省总工会副主任。1973年12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成为全省造反派中走上省级最高位置的造反派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受到清查。1979年2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下放东风电机厂劳动，不再参加领导工作。2005年，在双流县华阳镇创办四川通康食品研究开发中心。

 黄顺义

黄顺义，合川人，1942年12月30日出生在重庆25兵工厂（现嘉陵机器厂）一个穷苦工人家庭。

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一班学生，共青团支部宣教委员。

“文革”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八一五”事件发生后使其成为头面人物之一。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成立之初曾被推选为团长，后为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总团勤务员之一。文革初期任校文革筹委会学生召集人。1967年12月，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

1968年11月，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庆大学，并由新调防来的13军进驻学校，领导开展斗批改。工宣队举办了“说清问题学习班”，黄顺义进“学习班”接受审查，检查交代问题。1969年2月中旬，经审查后，毕业分配到云南昆明普坪村发电厂。一年后，申请调回重庆歇马场6905厂（生产汽油发电机）。

“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当中，属于重点清查对象，被定为“三种人”。1988年又对他进行审查，对他的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影响调资一次。后从事生产和科技开发，在工厂先后当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动力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参与的科研项目成果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有贡献的技术人才，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徐光明

徐光明，叙永人，1945年生。重庆大学无线电系1968届学生，共青团员。

“文革”运动的初期他非常活跃。1966年6月17日，他写出大字报直指校长《向郑思群黑老头开火！》。6月18日，他把斗争矛头直指工作组，是重庆大学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他组织成立了以他为社长的造反组织——“红岩公社”，有几十个人，造反精神十足。其纲领和典型是：打倒保皇派赤卫军，支持815战斗团的革命行动，但是他又反对815战斗团负责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与815战斗团同流合污。认为815战斗团要求市委承认是革命行动就是右倾。815战斗团也非常讨厌他，称他是疯子，说他是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到赤卫军，举起左手打到815。”

徐光明独立特行，造反思想超前，815派说他是“极左”，反到底派负责人黄廉也说他是“极左”，在两大派中都讨不到好。运动中，最先反对工作组的是他，并不是815派；而且最先反对省市委的也是他，也不是815派。1967年“二月镇反”中，2月22日，重庆师专附中“815”等组织以“一贯反对革命的815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他扭送到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15天，至3月7日才被释放。

“二月镇反”后，红岩公社改为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任社长，依然我行我素。1967年12月，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武斗结束后，他被学校815战斗团的人员抓住，强迫到松林坡815烈士墓向一个个坟地磕响头，受到折磨。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常委。同年底，毕业分配到成都132厂，从事技术工作。

在“文革”运动中，他没有干过打砸抢杀等刑事犯罪活动，“文革”结束后的历次清查中也没有获罪。

李木森

李木森，重庆人，1938年生。共青团员。1958年中专毕业，进入重庆国营江陵机器厂（65信箱、152厂）工作，任助理技术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投入到造反运动中，与高德安等人在厂里成立尖刀战斗队。后更名为红军战斗兵团。1966年12月底，联合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其他工厂成立第二个造反派联合组织——军工造反兵团总部，先后任军工造反兵团勤务组成员。

1967年2月12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成立，后军工造反兵团大反革联会，加入砸革联会行列。2月26日，革联会的“王牌组织”八一兵团，调动人马，抄砸设在重庆剧场的军工造反兵团总部。3月中旬，江陵机器厂军管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与16名军工头头全部被揪上台去低头请罪，接受批斗。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后，军工系统反革联会一派联合起来，组织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担任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成为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重庆市两派大规模武斗中，曾先后参与指挥了大型武斗。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68年7月，任重庆市民兵指挥部副政委。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罪行中，1977年5月被勒令回厂接受审查，其后被撤职，1986年２月开除中共党籍。在工厂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历任重庆国营江陵机器厂调解委员会主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1999年退休。

吴庆举

吴庆举，四川遂宁人。父亲早年故世，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后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67级学生，共青团员，曾任学校业余文工团乐队队长。

“文革”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1966年8月3日，他与周孜仁等学生写出《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随即引来众多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8月5日，市委工作组奉命撤离重庆大学，遭到部分师生员工自发拦阻，要求澄清郑校长死亡事件并作出检查。8月12日，他又与杨礼仁、周孜仁署名贴出《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反对市委及工作组，得到全校数千人签名响应。

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成立后成为总团勤务员。在团内他被视为“小诸葛”，以“多谋善断”著称。运动中，他大力宣传“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亲自到重庆红岩机器厂开展调查，发动工人起来造反。

196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重钢集团工作。1973年，受重庆市委委派，到南桐矿区当工作组负责人。在重钢工作期间，从事科研工作。1988年，停薪留职到珠海，创办了珠海第一个高低压开关柜厂。1992年，回到重庆，创办泰伯铸型尼龙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是重庆市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

1996年，吴庆举在重庆逝世。

邓长春

邓长春，四川宜宾人，1945年出生。国营重庆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人，共青团员。

1966年“文革”运动中，参加造反。1967年５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６月任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因反对革联会，被称为反到底派，与815派对立）勤务组常委。1967年7月底，两派大规模武斗爆发后，邓长春成为反到底派的武斗总指挥，在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建立“黄山警备司令部”，自任“司令”，指挥武斗。亲自参与并指挥“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进行“八八海战”。此战，双方死亡24人，打伤129人，打沉人民28等船只3艘，打坏12艘，致使长江封航40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支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８月18日，在舰艇一号船上邓长春为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两个815派俘虏，为其祭灵。8月22日，又组织攻打上新街大庆民中，并参与、指挥了其它大型武斗。

1968年５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

1968年1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防企业工厂和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自8月15日起召开，简称“815会议”）上，与会代表揭发军工系统两大派负责人邓长春、方文正二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以“武斗杀人”、“破坏大联合”等罪名被逮捕关押。11月9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重庆驻军负责人宣布：邓长春、方文正二人在北京“815会议”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并公布邓、方二人的罪行材料。

“文革”运动结束后，1978年４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满（减刑两年）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

2003年春节，邓长春在重庆逝世，终年58岁。

周孜仁

周孜仁，成都人。重庆大学电机系67级学生。

“文革”爆发后，积极投入到造反运动中。1966年8月3日，他带头写出《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把斗争矛头直指工作组，随即引来众多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8月12日，他又与杨礼仁、吴庆举署名贴出《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反对市委及工作组，得到全校数千人签名响应。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重庆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成立后，担任《815战报》主编。1968年2月底，中央着手解决四川及重庆的问题，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四川班，会议对他在《815战报》发表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提出批判。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庆大学后，举办“说清问题学习班”，进入学习班接受审查，交代问题。后分配云南。1969年底调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办公室任秘书。谭甫仁遇刺后，转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1974年，涉嫌参与“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下放农村隔离审查。后又转送云南汽车厂监督劳动。

1979年落实政策，调技术部门工作。后调昆明自来水公司任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云南远程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夏祥贵

夏祥贵，重庆市人。1943年出生。重庆市沙坪坝区钢材改制厂工人。

“文革”开始后，投入到造反运动中，担任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二轻兵团勤务组组长。1967年4月7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欢迎各群众组织炮轰革联会的错误，声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他在发言中提出：“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我们大家一道起来把它砸烂吧！”率先提出“砸烂革联会”的口号。

1967年6月，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两派武斗爆发后，他率二轻兵团驻守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控制了南桥头交通要道。1967年7月7日，在南桥头，二轻兵团与过路的815派发生磨擦，随后815派的新6中32111战斗团和27战斗团等从二轻局背后的人民小学高处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进攻者居高临下，用石头、砖头砸向二轻局大楼。二轻兵团面对被动挨打的状况，动用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二人。被称为“七七”事件，史称“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

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

“文革”结束后，在清查“三种人”罪行中被清查，以“煽动武斗”等罪名被劳动教养3年，不戴政治帽子。后经营私营企业，成立重庆市沙坪坝区嘉民机电配件厂。

郑全体

郑全体，广汉人。重庆大学采矿系67级学生。

“文革”运动中，参加造反，成为重庆大学815战斗团采矿分团负责人。1966年12月４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以重大815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到会造反，两派发生大规模冲突，他率先带领815派学生向主席台发动冲击。后为重庆大学815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队长，在成都设立联络处。1967年1月17日，他带人从上海将李井泉押回成都，于18日送重庆大学监护。

毕业分配到广东平石矿务局煤矿，当采煤工。工作积极负责，多次创造日掘进尺先进纪录。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后整党清查中，被列为“三种人”受到审查，开除党籍。

邹雨林

邹雨林，浙江省建德市人，1934年11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历任十二军文工团团员、《人民英雄》报社记者。后转业到重庆群众艺术馆工作，任《群众文艺报》编辑。

“文革”爆发后，投入到造反运动中。在群众艺术馆率先成立了重庆市文艺界最早的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小组，最初只有4人。因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1966年９月上旬，4人自己购票乘火车上京告状，开机关干部自行离开单位上京告状的先例。从北京回来后，发起组织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1966年11月，加入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67年４月11日，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形势辩论大会，他在会上传达了革联会“炮轰大会”情况，其他文艺单位的造反组织也先后发言指责司令部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没有站稳立场，没有支持基层受到打击、压制的造反组织。会后，他率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等一批组织拉出队伍，加入“砸烂革联会”的行业，成立重庆文艺界红一方面军，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文艺界红一方面军又与杂技团延安纵队等组织联合成立文艺界延安兵团。

   “文革”后，长期从事戏剧、诗歌、散文创作，其诗歌、散文，情景生动，情真意切。为中国诗歌学会、重庆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东方文化馆馆员、北京《新诗歌》社社员，历任《微型诗》刊主编、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重庆诗歌研究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九龙地区工作站站长。著有戏剧作品《卓文君》《胡世合》《芙蓉镇》。诗歌专集《时光与潮汐》《邹雨林中长诗选》《邹雨林十行诗选》《听雨斋诗稿》《珍珠瀑》《邹雨林诗选》等。1981年诗歌作品《要问我们想的啥》获四川省首届文艺作品评选优秀奖、1989年组诗《暖暖的海南风》获重庆作协颁发的建国四十周年重庆文学奖、1994年《重过小港有感》获《人民文学》主办的“九十年代文艺新作大展”优秀作品奖、1997年《微型诗六首》获中国“亚华杯”精短诗文大赛一等奖，1999年获建国五十周年巴渝文艺奖。

游寿星

游寿星，重庆人，1940年生，出身工人家庭。四川大学学生，中共党员。

“文革”运动中，投入到造反运动之中，参与组织成立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任团长，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1967年“二月镇反”中，826战斗团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受到镇压，他逃亡北京，躲过一劫。1967年5月19日，他率“826”“工人造反兵团”及“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人员共2000余人，携带铁棍、大刀、梭标等，以宣传“红十条”为名，前往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根据地成都郊区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遭到“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围攻，他与数百人被捕捉为俘虏，先后关押在双流县中兴场、仁寿县、眉山县等地“劳动改造”。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的干预，6月7日，获释。

1967年，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革”结束后受到清查，撤销一切职务，在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曾参与编著《基础理论物理》。

周家喻

周家喻，1945年生，湖南长沙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庆大学无线电系68级学生，重庆大学羽毛球队的队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投入到“造反运动”中。1966年8月15日，他与黄顺义、吴庆举一道率人到重庆师专声援“轻骑”和“排炮”两个造反组织，与该校其他师生发生摩擦。黄顺义等4人赴中共重庆市委要求给与支持。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去重师，因表态未满足黄、周、吴等人的要求，引起不满，双方僵持到深夜12时才返回。为纪念这个日子，发起组织成立红卫兵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成为“815”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1966年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４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率815战斗团到会造反。后成立“山城815派联合指挥部”，任总指挥。

1967年1月24日，率重庆大学815战斗团到市人委夺权，1月26日成立“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筹备处”，任负责人。2月8日重庆革联会成立，任常委副班长，成为“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1967年12月，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主任。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70年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

1975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被指为四川“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清理“三种人”中，受到清查，撤销职务。

1978年2月11日，重庆召开30万人大会宣布：将“四人帮”在四川的代理人、帮派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黄廉、周家喻逮捕。1982年1月1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周家喻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2年提前获释出狱。后进入重庆美心集团。

黄廉

（1933年-2007年）

黄廉，1933年12月26日出生在重庆铜梁县土桥乡，7岁随父母到重庆读书，初中二年级因家里贫困辍学后入商行做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中队作为预科学员，1950年8月随部队赴青岛建设海军基地。1952年4月，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1413部队高炮团作战股当见习参谋。1953年调到1447支队当文书，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任政治部办公室宣教干事、秘书等职。

　　1966年，黄廉参与组织重庆工人造反军，担任勤务组长；策划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成立联合指挥部，周家喻任总指挥， 黄廉任政委，此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工作。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期间被捕入狱；周恩来亲自点将54军解救护送黄廉赴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1968年后，担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当选四届人大代表；1976年4月入党；经四川省委批准决定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

“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五年半，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服满刑期获释。

　　2017年12月17日，因意外肺部感染，抢救无效去世。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圈内为王大宾

王大宾

王大宾，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王大宾投入到“造反运动”中，参与组织成立红卫兵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起，在王大宾等人的组织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在60天时间里，先后组织数千人次，四进地质部，轰动了北京，也通过红卫兵办的小报传遍全国，为全国各地造反派所推崇。一时间，王大宾成了全国有名的红卫兵领袖。他在造反运动中积极追随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青睐，东方红公社被树立为造反派的“红旗”，他成为当时 “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6年12月，东方红公社专门成立“揪斗彭德怀兵团”，南下成都，抓捕彭德怀回北京批斗。他还率领“东方红公社”参加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冲击国家机关，组织武斗。历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1969年1月，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接见了他，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之中。1971年，因“５.16”问题被押解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开除党籍。“文革”结束后，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10月，提前获释出狱返回成都，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回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推荐下，都江堰市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后出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2019年6月26日，王大宾在成都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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